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及治本之策

现阶段中国的腐败及其特点与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阶段属性，公有制是与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发展的。同时，当代中国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正在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处在重新定位时期。由渐进改革所决定，这样的社会转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相互矛盾的双轨格局短时间内不会并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制度、体制背景，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特殊性。
　　1、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性质上与资本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但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把公有制简单化地理解为国有制，以为只有国家所有才是"公有"，把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国有当成了公有制的全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无非是生产资料的全同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和"集体"本是由活生生的社会成员组成的，但具体的社会成员通过何种形式占有其生产资料份额，一直并无具体可感的途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演变为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被"虚置"，本属"大家"的财产也就成了与个人无关的"公家"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制的股份化改造，这种"虚置"局面表面看来有所改观。但由于相应措施的不完善和变形走样，"劳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如期实现。相反，职工代表大会失去作用，而新机制下的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又尚未起到应有作用。造成股份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权力过分集中，公有财产由原来的"虚置"演变成为现在的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支配的私有财产。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的腐败分子的公贿、贪污和监守自盗以更加"民主"（在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掩护下）和普遍的方式进行着。公贿不同于私贿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谋私"，是拿公众的钱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其社会影响无疑更为恶劣。
　　2、"集体共犯"式腐败。前述产权虚置的弊端，不仅给公贿以可乘之机，而且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集体共犯。"集体共犯"的特点在于，在反腐败机构或民众揭开一个腐败案件的丑恶盖子时，发现的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串腐败分子。象四川虹桥林世元案，象山东泰山的胡建学案，等等，均是多人共同犯案。"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社会心理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产权虚置"说白了就是公家的东西无人管，这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3、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双轨制"，是当代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流时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双轨格局中，经济管理的"双轨"并非始终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经常发生交织甚至矛盾，时而会给经济运行造成阻碍。而且，在"双轨"格局中，政企不分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这种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无序做法，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现阶段中国所揭出的腐败案例，多有政企不分的体制背景。
　　4、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
　　多年来，干部任用实则是"钦定制"，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落实，干部选拔中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在获得提升的少数干部中，有"伯乐""相"出来的，有"跑"出来的，有"磨"出来的，有的甚至是"买"出来的。凡此种种，说明在干部选择中存在严重的人事腐败。
　　当代中国，有些反腐手段的效果值得怀疑：
　　1、厚禄养廉。厚禄养廉的立论前提是政府官员之所以贪污受贿，仅仅是受贫困的逼迫。这种立论在较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也许立得住脚，但是，在富得流油的发达国家，政府官员的工资待遇已属高薪，为何仍时有腐败丑闻呢？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增加工资也难以消除腐败，因为腐败的动机并非仅来自贫困，也许还有贪欲。在中国，被揭出的腐败官员，动辄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这就不是"贫困的逼迫"所能解释的。再以萨尔瓦多为例，政府官员的工资远远高于工厂工人的平均收入，但仍然存在严重的腐败。"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并不一定大大减少腐败还有另一个原因，对经济发展损害最大的腐败形式并非小额贿赂，而是腐败的政客及其亲信大规模窃取国家资金。难以相信，这种程度的腐败会受到工资多少的很大影响。"
　　2、道德教化消除腐败。至少在现阶段，在人们的思想水平普遍尚未提高到"大公无私"境界的时候，道德教化是不能起到消除腐败的效用的。说到底，腐败是以私利的疯狂追逐。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又都习得了求取物质利益的社会属性。腐败与否，关键是看人们对私利的追逐是否越过了法律的界限。而道德教化作用在反腐倡廉中的有限性，就在于它不能根除人们追求私利的物欲，因而，它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赖以滋生的根源。况且，首都教化只能被动地防御腐败，并无发现、查禁、惩处腐败行为之功能。对道德教化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企望过高，会误导人们反腐败的努力方向，延迟反腐倡廉的法制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