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信访发生地域看，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和经济较发达乡镇。据接待情况看，2006年城区街道及经济较发达的街道、镇信访量约70%，占全市总信访量近30%。
（二）从信访具体内容看，主要集中在拆迁、农村私人违法占地建房、偷挖沙土资源、建窑以及政府主体违规等。这些信访随机性强，数量多，预防难。2006年，这几类信访占总信访量的70%。
（三）从信访处置难易程度看，主要集中在带有历史原因的权属纠纷。这类信访由于历史原因和上访人对政策的理解偏差，有的信访群众在重复访的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形成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的问题相互交织，处理和协调劝返非常艰难，常常发生重访缠访和无理访。如：赵大田、韩芳、雍忠义、王有志等。
（四）从容易引发群访形式看，主要集中在有关土地征用补偿和失地农民社保等问题。这类信访由于涉及面广，影响大，处置棘手，容易引发集体群访或超级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三、信访量上升的原因分析
国土资源信访数量上升，特别是近年来的急剧上升，是基于多方面原因形成的。涉土信访问题是源于结构性的问题，本质上讲还是我们国家在实现社会转型、经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凸现出来的资源紧张和人口压力之间矛盾的集中反映，以及社会分配不均衡带来的宏观性社会问题。其中既有基层政府、行政村依法行政与落实政策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群众对当前政府征地“不平衡”心理和担忧心理的原因。
（一）爱民富民政策深入人心。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随着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免税、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民的维权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央不断重视和加大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保护耕地和严肃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新闻媒介持续的正反面宣传和广泛报道，物权法出台，使土地房屋管理问题成为社会两大热点。群众想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的期望值不断提高，这是信访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心理不平衡或对政策理解不透。这是引发信访的一项经常性原因。特别在土地征收工作中，一是对政策理解不深。由于农民受文化水平和信息封闭局限，难以准确和完整掌握有关政策，因此农民在涉及本村土地特别是涉及自身承包地将被征收时，往往会联想到自身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为准确了解是否有征收事项、以及征收是否合法、征收补偿标准等相关信息，农民就会自发想到前往上级政府或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信访。二是心理上不平衡。土地征收多是为了因应经济发展和公共建设需要，因此是一个不间断而长期的过程，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其征收补偿标准也不断提高和完善。但农民从自身朴素的同地同价观念出发，认为同村土地补偿标准就应该同价，因而早期土地被征收的农民在对比现行补偿标准后，往往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频频以信访方式表达政府应追加补偿的诉求。但新政策只能调整今后而不能溯及既往。此外，不同区域同地类之间的补偿差异也会造成“不平衡”心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更新与土地利用现实性间存在差异，同一地类不同区域的地块可能导致同类不同价，因而致访。三是要求社保的呼声高。市政府历来重视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是为解决失土农民社保等问题，个别地方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保补偿等工作相对滞后，也是引发征地信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土地违法行为增多。受经济利益驱动和国土资源部门查处涉土违法行为局限性影响，群众非法占地和基层政府违规的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引发的举报信访直线上升。在涉及农村私人建房的信访中，一是由于受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控制，土地受控村中一些原符合规划又不超户均限额标准的户无法正常审批，导致一些住房困难户强行搭建。二是受土地宏观调控影响，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农转用报批困难，一些住房困难户要求建房的上访不断产生，有的还在村镇规划区域建房，查处工作比较被动，也增加了对其他违法建房行为的查处难度。三是“城中村”及周边村，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受房屋出租、拆迁补偿中等经济利益诱惑，村民私建乱搭行为层出不穷，常常形成违法占地－举报－查处－再违法－再举报的怪圈。在偷挖沙取土、建房的举报中，违法行为人往往采取“游击战术”，你来我走，你走我动，流动性大，且对乱挖行为查证困难，查处效果不明显，导致举报不断，甚至罚款事了。
（四）个别上访“专业户”组织操纵信访。当前，存在个别上访“专业户”组织操纵村民上访。这些人多是农村社会中的活跃分子，有一定的活动和组织能力。他们多以上访作为“生计”，在农村鼓动农民“集资”上访，组织农民集体上访。上访过程中为达到个人目的，有的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有的甚至还背后组织煽动群众围堵，扰乱办公秩序，对此处理和协调劝返通常很难。这些人的产生，对于集体访、重复访及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上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社会的安定稳定工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